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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個人的思想品德怎樣，既要看他是否有愛國主義精神，是否熱愛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也要看他對前輩的勞動成果是否尊重，對同輩是否團結，對后輩是否肯幫助。”2020年10月，馬育華的銅像被敬遷至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回首當年，師恩師德，永世難忘”“尊敬前輩，團結同輩，提攜后輩”，鐫刻在銅像座碑的兩側。代代接力，賡續前行，這是大豆研究領域的傳承。悠悠萬事，吃飯為大。幾千年來，大豆為中國人持續提供著不可或缺的營養。在大豆育種領域，馬育華承上啟下，為中國大豆事業作出重大貢獻。他的一生，專注大豆科研，培育出了眾多優良大豆品種，他的人生也如一粒豆子，從播種的那一刻起便努力生長，最終結出了飽滿的豆莢。同時，作為一

我心磅礴向大漠，振翅翻飛任高低。黃炎子孫遍神州，長征路上鉦鼓催。這四句分別摘自任繼周院士的三首詩作，表達了先生及前輩們扎根大漠草原的情懷和盼望國家強盛的理想。用“改變國民食物結構之夢”，將我國畜牧、獸醫和草學三個領域影響巨大的三位大先生緊密相連，即王棟先生、盛彤笙先生和任繼周先生，他們都是南京農業大學的杰出校友，是南京農業大學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第一位大先生是王棟，出生于1906年，著名的畜牧學家，草原學家，動物營養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早期動物營養學和家畜飼養學開拓者，被譽為中國動物營養學科和草原學科奠基人。1927年，王棟畢業于南通農科大學，1937年公費留學英國，1940年在愛丁堡大學農學院獲得博士學位。1941年夏，他冒著二戰戰火，輾轉海路歸國，歷任貴州農工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國立西北農學院教授兼系主任。1945年后，歷任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南京大學農學院和南京農學院畜牧獸醫系主任，兼任中央畜牧試驗所營養系主任。1956年，評為一級教授，成為南農同批次五位一級教授之一。王棟回國后，他僅工作了短短16年時間，但卻做出了非凡的業績。他最早把“植物—動物生產”這一現代草原學的核心

今天，南京農業大學隆重頒發“馮澤芳獎學金”，首先向所有獲獎者表示熱烈的祝賀！并向馮澤芳院士及其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大會邀請我講講馮澤芳的故事，我感到非常榮幸。當我1982年跨入南農校門時，開始聽說馮澤芳先生，但當時并沒有太多的了解，僅僅知道他是棉花教授潘家駒先生的老師。近十年從事農業教育史和南農校史研究，包括馮澤芳在內的南農“大先生”們，如同一本本鮮活的教科書，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增添了我們作為南農人的驕傲！他們扎根中國大地取得的科學成就，奠基了南京農大的世紀輝煌；他們以解決國民“溫飽問題”為己任，創造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們豐富了“誠樸勤仁”校訓，他們踐行了“強農興農”使命。馮澤芳（

今年是植物學家胡先骕先生誕辰130周年。謹以此文，紀念這位中國近現代植物學先驅、中國大學第一個生物系主要創建者，并對這個生物系作簡要介紹。胡先骕（1894-1968）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出生于江西南昌。植物學家，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奠基人。1909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學習，1916年獲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農學學士，1923年和1925年獲哈佛大學植物學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1918年起，先后擔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教授，領導和參與中國大學第一個生物系、第一個生物研究所的創建，是中國近現代生物學教學與科研的先驅；推動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廬山植物園、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等機構創建，是中國植物學會的主要發起人；參與和推動《高等植物學》《中國植物學雜志》《學衡》等教材與期刊的編撰出版工作，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南京“學衡派”三位代表人物之一。1940年，擔任國立中正大學校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8年與鄭萬鈞聯合發布“活化石”水杉新種，轟動世界。發表有關植物學論文140多篇。解放后，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因批判李森科偽科學

提起傅煥光，現在的南農人對他很陌生，陌生到幾近遺忘，他的名字在校史中也鮮有出現，但南農人不應該對他陌生！與南農主樓遙遙相望的中山陵園風景區，環繞美齡宮如珍珠項鏈般的梧桐道，紫金山下的植物園，童衛路邊的牛奶廠，抑或南農衛崗的校園和家屬院的牌坊……這些南農人耳熟能詳的地方，其實都與這位塵封的校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2022年3月，為考證南農牌坊來歷，我的案頭堆積起了一尺多厚的民國檔案，如《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總理陵園小志》《總理奉安實錄》《首都計劃》《國民革命軍遺族女子學校五周年紀念冊》等，傅煥光的名字逐漸躍然紙上。于是，網購了凌君洋寫的《傅煥光傳》，從《活頁》上查到了傅華寫的《“中國綠化之父”——回憶父親傅煥光》，通過南京林大南軍鋒找來了《葉培忠年譜》，開始走近這位陌生的杰出校友。4月12日，我來到靈谷塔后山，沿著北門外小道上行近百米，拜謁了靈谷深松里的傅煥光墓。通過河海大學聯系上傅華，她曾任葛洲壩水利水電集團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國務院三峽樞紐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成員。她從微信上給我發來大量有關傅煥光的文稿、照片和書畫作品。6月26日，又收到她從宜昌寄來的中國水土保持學會編輯的《傅煥光

鄒秉文（1893-1985）字應崧，江蘇吳縣人，我國杰出的近代農業教育家，中國早期高等農業教育奠基人，是周恩來口中的“東南三杰”之一。鄒秉文17歲時就到美國讀中學，1912年在美國高中畢業，補取為留美官費生，考入康奈爾大學農科，主修植物病理學，1915年回國，任金陵大學農科教授,1930-1931年任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金陵大學農學院、中央大學農學院為南京農業大學的兩個主要前身）。一念成仁立為農之志在康奈爾，鄒秉文最早被機械工程專業錄取。也許是家庭的影響，也許是從小走南闖北的經歷，年少的鄒秉文對于民族的苦難有著切膚的體會。他執拗地認為：“中國號稱以農立國，但不求改進，以致農業日趨衰退，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則為嚴重的病蟲災害。”為此，1913年他棄工從農，專修植物病理學。從此，他踏上科學興農、振興民族的道路，義無反顧。1916年，鄒秉文的大學老師，康奈爾大學農學院長L．H．貝萊教授（Bailey）來華訪問，他陪同兼翻譯。貝萊在安徽宿縣禮拜堂講演，有幾個農民當場提出農業生產中的實際問題，懇求貝萊作具體指導。這一小事深深影響了鄒秉文的執教理念，他感慨道：“蓋吾國農業之重要如彼，農民之愿接受

1950年9月，航行在太平洋的“克利夫蘭總統號”上，有一批懷抱報國理想的科學家，南京農學院小麥育種專家吳兆蘇、植物病理學家魏景超、昆蟲學家尤子平就在其中。新中國成立后，一批身在海外的南農先賢放棄優厚待遇，沖破各種阻力，重返祖國懷抱，為新中國高等農業教育事業建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1979年，歷經磨難的盛彤笙先生從蘭州調回南京，任職于江蘇省農科院。同年，南京農學院從揚州回到衛崗復校。學校領導專程拜訪盛先生，并邀其回母校任職。盛先生表示，雖然很愿意回母校工作，但能從蘭州調回南京，全靠農科院何正禮先生的熱情幫助，不能有負這份危難之時接納自己的珍貴情誼。

“他和三個技工一路風塵仆仆，皮膚黝黑，衣衫襤褸。而他們身后，澳洲老馬背著美國火雞，英國約克夏豬扛著北京肥鴨，荷蘭牛馱著長毛兔……”他，就是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技師王酉亭，從1937年12月9日的南京保衛戰中突圍，守護著238頭珍貴動物，從炮火連天的戰場中穿越，一路風霜雨雪，破除萬難，跋涉四千多里終于抵達重慶沙坪壩，完成抗戰中的“動物長征”。

金善寶先生的《實用小麥論》中這樣記載，“在大勝關農場觀察者，八種小麥所有開之花，共計1349朵。平均開花最盛者，為12點至下午6點……而下午8點至上午4點，雖全為黑暗時期，亦占總數的13.6%”。他的學生周可涌說：“為了驗證小麥是否只在白天開花，金老師提著馬燈到麥田里，通夜觀察，終于看到了小麥在夜里也會開花。”

80年代初，70多歲的南京農學院院長樊慶笙每天早上7點從丁家橋家中出發，乘坐學校交通車上下班。學校說可以安排專車接送，他堅決不要。他說：“坐大巴可以接觸更多教職工，了解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據金陵大學校友周湘泉教授回憶，“南農衛崗復校20多年來，樊老師每天上下班都和普通職工一樣，在候車地點排隊乘坐學校交通車。”

1989年底，年輕的沈其榮博士拿到了人生第一個有經費的科研項目——雞糞資源化利用和商品有機肥研究。但當時一臺小型有機肥造粒機要3000多元，為了節省經費，他一咬牙，用3天時間，手搓了600多公斤雞糞顆粒有機肥。如今，他依然堅守著三十年前的初心，扎根中國大地，致力于農田土壤健康。

初秋，距離南京60公里的安徽當涂縣，87歲的蓋鈞鎰院士走進綠油油的大豆田，挽起褲腿、撥動枝葉、查看長勢。1980年蓋院士赴美留學時發現，作為大豆原產國的中國平均產量卻不足美國的1/3，當時的這股不服氣，讓自己和直徑不到1厘米的豆子較上了一輩子的勁兒。從業60多年，已87歲高齡的蓋院士仍堅持每天8點半到實驗室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