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接力，賡續前行，這是大豆研究領域的傳承。

悠悠萬事，吃飯為大。幾千年來，大豆為中國人持續提供著不可或缺的營養。在大豆育種領域，馬育華承上啟下，為中國大豆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他的一生，專注大豆科研，培育出了眾多優良大豆品種，他的人生也如一粒豆子，從播種的那一刻起便努力生長，最終結出了飽滿的豆莢。同時，作為一名教書育人的大先生，他也為我國大豆產業持續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讓大豆在田間茁壯成長的同時，也讓大豆科研的未來充滿蓬勃希望。

在這里，馬育華遇到了一位重要的人，正是他帶馬育華推開了大豆的研究之門。他就是我國大豆科學研究的開創者——王綬。

雖然我國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并長期是世界第一的大豆生產地，但在那個更重視稻、麥、棉的年代，大豆的育種不太被看重。王綬一直深耕大豆育種事業，并在1924年就開始進行大豆純系育種，其育成的“金大C332”產量比當時的農家品種增產超過40%。在那個年代，這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之所以不走尋常路，是因為王綬認為，中國人稠地窄，多數民眾都是很窮的，沒有錢吃牛肉、雞蛋、牛奶之類的東西，只好吃素，并靠大豆獲得蛋白質。而中華民族能夠延續幾千年，大豆功不可沒。

1932年，王綬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當時康奈爾大學的農科在全球享有盛譽，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胡適，也曾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修農科。王綬堅持了學農的道路，他知道選擇了農學，將來就要服務農業、扎根農村。他認為，對于農學生來說，專心致志搞科研就是頭等大事，農學生就應該要做好心理準備，以個人志趣為前提，以我能貢獻為目標，而不應只以出路為前提。

馬育華就是在這樣一位有志趣、有抱負的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大學畢業論文。1935年，大學畢業的馬育華開始擔任王綬的助教。馬育華夏天做大豆育種，冬天做大麥研究，從田間到溫室，從校部到試驗農場，年復一年的工作為他后來的育種學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實踐基礎。

工作期間，他還參與了由王綬主講的“生物統計”與“田間試驗設計”的教學，這兩門課被當時農藝系學生認為是最難學的課。除此之外，馬育華還參與了王綬編寫出版的《實用生物統計法》部分工作。

王綬曾說，農業改良是極規矩的工作，非有毅力有魄力不能勝任這樣的工作。因此，他對自己十分嚴格，慎重地對待每一次試驗，對于數據的記錄格外認真。在分析時，又對數據的差異極為注意。在教學中，他也一再要求學生，數據出現誤差，不能人為地去簡單更改，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此嚴格的訓練，對后來馬育華開展數量遺傳學工作產生深遠影響。

1942年，馬育華因工作突出，升為副教授，但因長時間的繁重工作，他患上了肺結核病，需要臥床休息。由于處于戰亂時期，經費緊張的金陵大學一度準備與馬育華解約。好在有王綬的堅持要求，校方同意與他續約。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1943年，馬育華與王綬合著的《大豆栽培之研究》在《中華農學會報》發表。老師的影響，讓馬育華跟大豆結下了不解之緣。

王綬經常說，教書人有“三樂”：得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集思廣益，鉆研作物的某些問題，另一樂也；博覽群書，寫出心得和特點，寫書又是一種樂事。馬育華無疑是王綬發現的英才，而且他的這些觀念也深深地影響著馬育華，被他銘記終生。

馬育華不負老師的期望，1944年12月，獲得了赴美進修的資格。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后，美國大豆專家、伊利諾伊大學C.M.伍德沃斯教授親自去車站接他。在美國時，課程安排得非常緊密，馬育華參觀和見習了美國大豆生產的12個州的大學和試驗場，以及華府總場的設備內容。短短的幾個月，讓馬育華了解到了美國大豆生產的基本情況。

夏季學期結束后，馬育華又按主辦方規定到康奈爾大學學習一個學期。這學期過后，馬育華按照C.M.伍德沃斯教授安排回伊利諾伊大學上課，完成了論文《大豆品種產量影響因素統計分析》，獲得了碩士學位。

回國后，馬育華任北京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擔任院教務委員會主席與研究委員會委員職務，在俞大紱手下工作，教授“生物統計”“田間技術”“農藝討論”等課程，并主持大豆育種試驗。

俞大紱是我國著名植物病理學家，馬育華在金陵大學學習時，他是植物病理專業的教授。他對馬育華的成長成才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1932年，馬育華的父親被國民黨軍閥殺害，生活一度十分困難。正是在王綬、俞大紱等一眾老師的幫助下，馬育華才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1935年，俞大紱給馬育華寫的贈言

“識欲其博，事欲其專，思欲其勤，學欲其恒。”這是馬育華大學畢業時，俞大紱在他的紀念冊上寫的一句話，這句話成為馬育華一生追求的目標。

1947年9月，在俞大紱的推薦下，馬育華赴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和遺傳育種教授J.B.哈林頓合作開展研究。薩斯喀徹溫大學董事會為他提供為期一年的赴加研究員工作。

在薩斯喀徹溫大學的一年，馬育華在《加拿大科學農業》雜志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并受到了哈林頓教授的高度評價。在哈林頓教授、伍德沃斯教授、康奈爾大學農業實驗站和植物種植部洛夫教授共同推薦下，馬育華獲得了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研究院學位獎學金，于1948年9月再次來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研究院研究大豆育種，攻讀博士學位。

讀博期間，他修讀了18門課程，獲得了16個A等，2個B等，完成了博士論文《大豆產量構成性狀的多基因遺傳》。當時數量性狀研究方法尚未普遍應用和掌握，馬育華的研究靈活運用統計學和遺傳學原理，針對大豆難于手工雜交的自花授粉作物特點，形成了適合大豆研究的數量性狀遺傳分析方法。至今，有關大豆數量遺傳分析，仍然在沿用他的方法。

回國還是留在海外，對拿到博士學位的馬育華來說并不是需要糾結的問題。馬育華自己寫道：在美獲得博士學位時，收到恩師俞大紱先生的信，要他早日歸國為新中國作貢獻。當時伊利諾伊大學有兩百多中國留學生皆在徘徊、觀望時局，馬育華遵循老師教導，毅然決定早日歸國發揮作用。

1950年9月，馬育華攜夫人乘坐“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回國。這艘船上一共有130余名返回祖國的留學生，馬育華一直保留著在船上拍的大合影。照片上是一張張青春、燦爛的笑臉，照片背后是72個簽名。這些年輕人中，有人后來成為了院士，有人獲得了國家最高科技獎勵，還有人得到了“兩彈一星”榮譽勛章。

回國之初，馬育華著手開展對江淮下游地區大豆地方品種研究和大豆數量性狀遺傳研究，籌備建立大豆育種計劃。很快，在1957年，他便育成大豆新品種“南農493-1”。這一品種是外觀和內在品質優良的高產大豆品種，而且也是系統選種的成功范例，在江蘇、安徽、湖北等長江夏大豆適宜區得到推廣種植。

也是這一年，馬育華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剛剛畢業留校任教的蓋鈞鎰。1963年蓋鈞鎰成了馬育華先生的在職研究生，邊工作邊學習。

蓋鈞鎰清楚地記得，在特殊時期，教學和研究都一度中斷，他和馬育華堅持“做好為農民服務的育種研究”的信念，到試驗田里去，到農民那里去做。1972年南京農學院跟蘇北農學院合并成立江蘇農學院。在揚州8年，他們先在校園里面做試驗，后來在江蘇啟東請了幾位農民教師教大學生種田，到農民家里研究如何應用。堅持培育的第一個品種“南農1138-2”就是在這期間育成，被引種到湖北江漢平原上去的。1978年，該品種獲得江蘇省科學大會獎。

馬育華在大豆育種領域，主要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培育并推廣了一批大豆新品種；二是在南京農業大學建立大豆研究所。他深知美國伊利諾伊大學之所以成為美國大豆研究的一個中心，一方面是因為伍德沃斯等一批專家主持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農業部在該校設置的“區域大豆實驗室”，可以讓研究梯隊開展長期、持續的研究。因此一直以來，他都想要建立一個中國的大豆研究中心，讓中國人在國際科學論壇上占有一席之地。

終于，在1981年8月，南京農學院成立了大豆遺傳育種研究室。作為我國首個獲批的大豆遺傳育種研究室，重點開展“新品種選育、種質資源、數量遺傳、抗病蟲性、栽培生理生態”五個方向研究。1985年8月，當時的農牧漁業部批準將研究室擴展為大豆研究所，這一研究所成為我國南方的一個大豆研究中心，光搜集、保存和研究大豆地方品種就有7000余份。在這些機構和相關研究的基礎上，1998年，原農業部批準在南京農業大學建立國家大豆改良中心。

在大豆遺傳育種之外，馬育華還是我國植物數量遺傳學的開拓者。數量遺傳學是采用數理統計和數學分析方法研究數量性狀遺傳的遺傳學分支學科。數量遺傳學建立和發展時期，這個研究方向吸引了大批育種學家。遺憾的是，在中國數量遺傳學研究曾一度中斷。馬育華極其敏銳地注意到這一研究方向的前景并持續學習、研究和推廣。

早在1962年，馬育華就開始編寫《數量遺傳學的基本方法》，這是國內第一本系統介紹植物數量遺傳學的教材。這本教材經過多次修改、充實和完善，于1982年由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作為國內首部植物數量遺傳學專著，得到了植物遺傳和育種工作者的高度評價。次年即獲得1982年度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二等獎。

將生物統計學引入中國，是中國農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馬育華求學時代，生物統計學還是一門新興學科，大學畢業后他在金陵大學任教的《生物統計》和《田間試驗設計》是農藝系高年級的重要課程。1962年，在編寫《數量遺傳學的基本方法》的同時，馬育華在學校開設了“田間試驗設計與統計方法”課，并編寫出教材（鉛印本）。與國內其他沿用多年的教材不同，這本教材內容新穎，受到教師和學生的好評。后來馬育華將原稿作了修改補充，于1982年以《試驗統計》為書名由中國農業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曾獲得1982年度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獎紀念獎，并參加了萊比錫國際博覽會書展。

“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都很窮，靠吃公家飯，馬老他們一直都把我們當兒女看待，他就是想把我們培養好。”蔣荷是南京農學院成立后第一屆農學系學生，后來成為江蘇省農科院研究員。時隔多年，馬育華的研究生、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獲得者、南京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陸作楣仍然記得，每上一堂課，馬育華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熟記內容，在課堂上也從不照本宣科，即便教齡已經數十年，同一課程已經反復教過多少遍，亦復如此。每承擔一門新課，他事先必寫好一本講義。

1979年南京農學院恢復教學后，年近70歲的馬育華出任研究生部主任。他領導制定了南京農學院研究生招生、考試、培養、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使研究生教育迅速正規化。1981年，馬育華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聘為第一屆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召集人。1982年受教育部、原農業部的委托，馬育華主持制訂了《作物遺傳育種專業碩士生培養方案》，該方案對我國農科研究生的培養起了指導和示范作用。

1979年12月開始，馬育華應原農業部的約請在南京農學院多次舉辦全國遺傳育種訓練班，講授了數量遺傳學課程；還應一些兄弟單位的邀請做了有關《數量遺傳理論在作物育種的應用》方面的報告和講演；其1979年的講授內容于1980年在《江蘇農業科學》雜志第1到第6期上連載，惠及了更多學人。他還應多種學術刊物的約請撰文介紹這門學科的重點內容，得到了全國各地的特別是有關作物遺傳育種的專家的認可。

就像俞大紱當年推薦他出國一樣，一有機會，馬育華就積極主動將自己的學生、同事“推”出國門去學習先進的知識，以更好地報效祖國。1954年，新疆八一農學院舉辦全國性的蘇聯專家講習班，學習兩年等于是碩士學位，也相當于是留學。馬育華寧可自己缺少人手，也要派重回身邊任教學秘書的鮑世問去學習耕作學；1956年又推薦時任教學秘書劉大鈞留學蘇聯，入讀蘇聯莫斯科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1959年獲得生物科學副博士學位（劉大鈞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作物遺傳育種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在馬育華的推薦下，后來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農業大學校長的蓋鈞鎰去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農藝系留學，學習大豆遺傳育種和數量遺傳。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的翟虎渠是馬育華1978年以后招收的第一名碩士研究生，他被馬育華推薦到英國伯明翰大學遺傳系應用遺傳學專業學習，師從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數量遺傳學家J.L.金克斯教授。

溝通中外，承上啟下，馬育華既是一位專業領域的大學者，也是一位桃李天下的教育家。

“看一個人的思想品德怎樣，既要看他是否有愛國主義精神，是否熱愛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也要看他對前輩的勞動成果是否尊重，對同輩是否團結，對后輩是否肯幫助。”馬育華曾說。他身上生動體現出來的，是科學家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協同精神，是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正是因為一代代農學家的傳承、發展，才讓我們能夠始終牢牢地端住自己的飯碗，飯碗里裝滿自己的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