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傅煥光，現在的南農人對他很陌生，陌生到幾近遺忘，他的名字在校史中也鮮有出現，但南農人不應該對他陌生！

與南農主樓遙遙相望的中山陵園風景區，環繞美齡宮如珍珠項鏈般的梧桐道，紫金山下的植物園，童衛路邊的牛奶廠，抑或南農衛崗的校園和家屬院的牌坊……這些南農人耳熟能詳的地方，其實都與這位塵封的校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2022年3月，為考證南農牌坊來歷，我的案頭堆積起了一尺多厚的民國檔案，如《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總理陵園小志》《總理奉安實錄》《首都計劃》《國民革命軍遺族女子學校五周年紀念冊》等，傅煥光的名字逐漸躍然紙上。于是，網購了凌君洋寫的《傅煥光傳》，從《活頁》上查到了傅華寫的《“中國綠化之父”——回憶父親傅煥光》，通過南京林大南軍鋒找來了《葉培忠年譜》，開始走近這位陌生的杰出校友。

4月12日，我來到靈谷塔后山，沿著北門外小道上行近百米，拜謁了靈谷深松里的傅煥光墓。通過河海大學聯系上傅華，她曾任葛洲壩水利水電集團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國務院三峽樞紐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成員。她從微信上給我發來大量有關傅煥光的文稿、照片和書畫作品。6月26日，又收到她從宜昌寄來的中國水土保持學會編輯的《傅煥光文集》，內有沈國舫院士作序和吳中倫院士作傳。

打開快遞，發現這是一個“花臉本”，書中插了很多小紙條，做了很多熒光標記和內容訂正。我問她是不是把工作本錯寄了給我，她說，“正因為有標記才寄給您”。我感覺我承接了一份無以言表的責任。

現代農林科學教育先驅者

我認識傅煥光先生是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他和東南大學農科主任鄒秉文先生共同工作多年，對我國農業教育和農業科研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金善寶，1986年8月5日）

傅煥光

傅煥光，字志章，1892年2月1日出生于江蘇省太倉市瀏河鎮的醫學世家。1909年考取南洋公學（上海交大前身）中院，成為瀏河同鄉南洋公學監督（校長）唐文治的得意門生，1915年南洋公學林業專科畢業后考取菲律賓大學農學院森林技術管理科，1917年畢業后繼續研習植物一年，并成為剛成立的中華農學會第一批會員。此時的傅煥光躊躇滿志，原可赴美深造，但因家庭經濟困難而放棄。

1918年，傅煥光回國，經南洋公學校友著名教育家黃炎培推薦，成為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1912年成立，前身為江南高等實業學堂）教員。第一農校校長過探先和林科主任陳嶸，兩位現代農林教育先行者，成為傅煥光工作伊始的良師益友。

過探先  鄒秉文

在過探先和陳嶸努力下，1916年誕生了江蘇省教育團公有林，籌建了江蘇省立第一造林場，總場位于朝陽門（中山門）外的四方城。在金陵大學農科創始人裴義理（J. Bailie）和林學家凌道揚、韓安倡議下，1916年誕生了中國第一個植樹節。同年清明，張謇等人在四方城植下了標志著植樹節的第一棵樹。過探先希望年輕的傅煥光能夠走出校園，挑起造林場的擔子。1919年，傅煥光擔任第一造林場烏龍山分場場長，每天騎著毛驢往來于崎嶇的山路，十分艱苦。幾年后，林場可出苗500萬株以上，新造林地1500畝，煥發了勃勃生機。

1922年，傅煥光擔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秘書，兼《農學》雜志編輯主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成立于1921年，由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業專修科主任鄒秉文續任農科主任，1923年過探先擔任農科副主任，兩位都是中國科學社（1914年創立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創始人。鄒秉文、過探先和傅煥光三位現代農林學者，成為國立東南大學農科的“三駕馬車”。隨著大批海歸學者和中國科學社成員的集聚，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在中國現代農業科學教育轉型中發揮了重要的示范引領作用。金善寶院士1986年曾寫道：“傅煥光先生對我國農業情況很熟悉，而且善于寫作。鄒秉文先生擔任東南大學農科主任時，關于農業方面不少文章，是傅煥光先生執筆的。1948年，我在江南大學農學院兼課，講我國農業概況時，還采用傅老寫的一篇文章。”

傅煥光翻譯的《改進中國農業與農業教育意見書》（白德斐作）

1921年秋，英美各教會組織中國教育調查團來中國考察，團長白德斐（K. L. Butterfield）是美國麻省農科大學農業經濟學家和農業教育家。1922年初，白德斐向民國教育部提交了《改進中國農業與農業教育意見書》（英文）。在教育部代部長黃炎培支持下，傅煥光將這份報告譯成中文，經鄒秉文和過探先校閱后，由教育部刊行。該報告肯定了數千年來中國農業的成就，并指出了近二百年落后的原因。中國如果想適應新時代需求以生存于世界，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應用科學以改良農業。農科大學為農業教育最重要者，希望每省設一所，其最大事業有四：研究；造就領袖人才及專家；實行推廣事業或成人的補習教育；襄助改良中國農業，及農村生活之組織。這與此前鄒秉文提出的“農科教結合”辦學思想不謀而合。

在擔任農科秘書期間，傅煥光著手籌辦《農學》雜志，并于1923年5月正式創刊，每年出版8期，成為當時影響較大的農業科學雜志。根據白德斐“改良農業必須有農業討論會”建議，1922年7月4日，中華農學會、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聯合在濟南召開第一屆全國農業討論會及農業展覽會，由黃炎培擔任會議主持人。傅煥光參與了討論會的籌備，并在《農業叢刊》（1922年4期）發表了《第一屆全國農業討論會紀實》，成為珍貴的農史文獻。

1924年7月，傅煥光受“植樹將軍”馮玉祥之邀，擔任綏遠省（內蒙古中南部）實業廳農科科長，曾一度代理韓安實業廳長之職，為改良綏遠農林業辛勤工作了兩年半時間，直至馮玉祥戰敗下野。此時，恰逢東南大學來電催促南歸，壯志未酬的傅煥光懷揣浸透著自己心血的《綏遠圖志》一書，告別了北國沙塵。

1927年1月，傅煥光回到曾任教過的江蘇省第一農校擔任校長。此時，過探先和陳嶸已前往金陵大學，分別擔任農林科科長和森林系主任。擔任校長不久，傅煥光撰寫了《改進江蘇省第一農校之建議》，發表于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刊物《教育與職業》，提出了辦理中等農校的十大原則，編者按云“此篇雖為一校而作，中間很多原則可為一般參考者”。3月，他又撰寫了《江蘇省新農業建設計劃大綱草案》，對江蘇“三農”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并提出每年春季特定日設立植樹節的建議。6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頒布“大學區制”，江蘇境內專科以上九所公立學校合并組建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第一農校與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合并組建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農學院，結束了15年的獨立辦學歷史，傅煥光也成為第一農校的最后一任校長。

1927年7月，傅煥光擔任位于紫金山的江蘇省立第一造林場場長，在這個他曾擔任分場場長的故地，開啟了他為期十年的高光時代和與中山陵園的不解之緣。

中山陵園風景區主創人

當時余任江蘇省立第一造林場場長，被邀請為陵園主任技師，規劃布置陵園建設事宜，工作十余年（1928-1937，1949-1950），得章寧五、葉培忠、吳敬立、王太一諸先生的協助，布置了陵園，綠化了紫金山，建立了植物園。（傅煥光，1961年1月7日）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早在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曾在紫金山（又名鐘山）對左右說：“待我他日辭世后，愿向國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軀殼爾。”并對宋慶齡說：“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為臨時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國民黨在北京為孫中山隆重治喪后，即籌備國葬事宜，并于1925年4月4日成立葬事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4月23日，在上海召開的籌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將墓地設置在紫金山中茅山南坡，計劃用地2000余畝。林森等人則認為，把陵園局限于這么小的范圍，顯得不夠開闊，難以反映孫中山宏偉抱負和革命精神。

太平天國后，紫金山森林幾乎全部被破壞，僅剩靈谷寺、萬福寺、紫霞洞、明孝陵等殘林數處，到清末紫金山已成荒山禿嶺。1911年，金陵大學裴義理成立義農會，開始在紫金山植樹造林。至1927年，義農會和江蘇省立第一造林場在紫金山營造了大面積的馬尾松。關于中山陵的圈地，曾發生很多爭議，初期思路是“少圈地，尤其要少圈民地”。籌委會原打算將紫金山全部建為總理紀念園林，縮小范圍后約6500余畝，包括義農會4000余畝、第一造林場1000余畝和民地1000余畝。林森曾來到第一造林場問傅煥光，中山先生陵墓如何規劃為好？傅煥光認為應將紫金山全部列入陵園范圍。有天晚上，蔣介石和宋美齡突然來到傅家，交談了第一林場劃入中山陵園問題。

中山陵園風景區五位建設者

1928年3月2日，籌委會召開第57次會議，推定林森負責接受第一造林場，決定讓第一造林場場長傅煥光改任中山陵園主任技師、園林組主任、設計委員會委員，并聘為陵園計劃委員會委員，主管陵區綠化造林和育苗等工作。根據《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傅煥光自到任后，幾乎列席了陵園管委會所有會議，并實際參與了陵園風景區建設決策。在林森、孫科等領導下，傅煥光等實施了陵園購地與建設計劃，累計收購3萬多畝，幾乎將鐘山南部民有土地全部劃入陵園范圍。中山陵園風景區實際占地45872畝，是原計劃20多倍，成為舉世聞名的山林人文景區（5A級）。

為迎接孫中山奉安大典（1929年6月1日），國民政府實施了一系列重大建設計劃，更改的地名與建設的工程至今仍歷歷在目，影響深遠。1928年，將3月12日孫中山忌日定為“總理逝世紀念植樹式”（此為中國第二次植樹節），將京浦鐵路長江輪渡下關碼頭更名為中山碼頭，并以此為起點，將市區沿線道路更名為中山大道（現中山北路、中山路與中山東路），將朝陽門更名為中山門，將中山門至中山陵的道路稱為陵園大道（現中山門外大道與陵園路）。傅煥光將中山大道和陵園大道規劃為國內第一條以法國梧桐（二球懸鈴木）為行道樹的迎櫬大道，并向全國征集了1007株法國梧桐，每株高一丈二尺，株距二丈。如今，梧桐大道已成為南京重要景觀和城市名片。

總理陵園總務處全體職員，前排左7為傅煥光

在陵園景區建設中，傅煥光發揮了主創作用，被譽為南京的“綠化之父”。在義農會和第一造林場栽種的300多萬株林木基礎上，中山陵園又植樹造林840多萬株，使紫金山林木累計超過1000萬株。他根據山體地質和氣候特點，分析了馬尾松為主的缺陷，提出了黑松、赤松、馬尾松、楓香等分布式種植新思路。他還參與創建中國園藝學會并任總務委員。1929年初，傅煥光邀請陳嶸、錢崇澍、秦仁昌等實地勘察，在明孝陵西部規劃了中國第一個國立植物園（中山植物園），并由章守玉（君瑜）繪制規劃圖紙、葉培忠負責植物種植。葉培忠是繼傅煥光后中山植物園第二任主任，并長期工作于此，1978年去世后骨灰安放于植物園鉛筆柏林。1929年3月，過探先英年早逝，傅煥光等經勘察，將位于湯山的第一林場第二區山地3畝作為過探先永久墓地。1930年，傅煥光又指示在吳王孫權墓栽植各類梅花，成就了南京聞名遐邇的踏春賞梅勝地梅花山。1946年赴美學習，設法帶回經改良的美國薄殼山核桃（又名碧根果，Pecan意為要用石頭砸開的堅果），在石象路和中山陵園種植，后被園區工人引種到浙江。

傅煥光與中山植物園規劃圖繪制者章守玉

在中山陵、靈谷塔、烈士墓群、音樂臺、美齡宮、流徽榭、陵園郵局、天文臺、中央體育場、遺族學校等主景及配套設施建設中，我們往往記得呂彥直、楊廷寶、墨菲（Henry Murphy）、朱葆初等建筑大師的名字，但在各單體規劃、景觀設計與工程管理中，傅煥光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可以說，“楊廷寶建設了南京城半座城”“傅煥光建設了紫金山半座山”。至今，在靈谷塔仍留有傅煥光書寫的“有志竟成”“成功”“成仁”牌匾。

國民革命軍遺族女子學校校門（南農家屬院牌坊）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招收北伐和辛亥革命遺孤）建設中，盡管宋美齡是校長，但傅煥光在學校選址、校舍建設、農業職教計劃和學校管理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今天，南農衛崗校園就是當年傅煥光負責購置的遺族學校千畝大農場，南農家屬院牌坊就是當年的遺族女子學校校門，衛崗牛奶廠就是當年遺族學校的實驗牧場。1937年南京淪陷前半個月，傅煥光帶領遺族學校撤離南京，將幾十頭奶牛轉運到長沙、宜昌和重慶，最后由宋美齡動用軍車運抵成都華西壩，成為與中央大學農學院王酉亭類似的第二個“抗戰中的動物長征”。臨行前，他回望中山陵，難過地寫下《別陵園》：“風雨凄凄江水寒，楓林葉落百花殘。名園拋卻無人管，回首崇陵不忍看。”

抗戰期間，中山陵園經歷了戰火紛飛考驗，雖因特殊原因陵墓主體得以保存完整，但其余部分則破壞甚巨。回遷南京后的傅煥光，對此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已就職于中央林業實驗所而無能為力。1949年初，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取得全面勝利，南京解放近在咫尺，傅煥光面臨著“走”還是“留”的問題。當時，他有三個選擇。一是蔣介石的指定，他被列入“搶救學人”計劃，蔣介石許以臺灣糖業公司任職，并寄送佩劍肖像，背面有“傅煥光先生留念”贈字。二是孫科的用意，行政院長孫科對時局作了最壞打算，希望與政治牽涉較少的傅煥光能留在南京，照看好他父親長眠的中山陵。三是共產黨的挽留，在傅煥光一家暫住上海西郊玫瑰別墅期間，陸續接到中共高層信函，希望他留下參加新中國建設，同時他侄子傅文毅（上海交大地下黨）也多次力勸其留下。

建設中的中山陵

初建完成的中山陵

1949年初，傅煥光幾經思量，帶著家人回到瀏河老家過春節，作出了“留”的抉擇。2月底，他回到南京擔任總理陵園管理處處長，承擔起留守中山陵重任。4月23日南京解放，24日清晨解放軍進駐中山陵園，新政府繼續留用他擔任中山陵園管理處處長。1950年5月，傅煥光調任華東農林部林業總局副局長，離開了他魂牽夢繞的中山陵。而他再次回到中山陵園，則要到1979年平反后的歸葬，從此他長眠于此，永遠守望著他摯愛的這個宏偉工程。

中國水土保持事業創始者

傅煥光一向重視水土保持工作，是中國水土保持事業的創始者之一。早在1921年，他發文分析了江蘇省水旱災害的原因，提出了治理途徑……1942年，被任命為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安徽工作21年，對安徽省林業和水土保持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吳中倫，1991年）

水土保持是指防治水土流失、保護、改良與合理利用山區、丘陵區和風沙區水土資源，維護和提高土地生產力，以利于充分發揮水土資源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建立良好生態環境的綜合性科學技術。水土保持是一門新興交叉學科，在20世紀前期屬于新概念，傅煥光為水土保持進行了長期探索實踐，是中國水土保持事業創始者之一。

早在1921年，他就發表了《提倡造林以弭蘇省水災》，分析了江蘇水旱災害原因，提出了治理途徑。1922年，發表了《推廣蘇省林業之商榷》，擬定了《改良推廣蘇省林業計劃大綱草案》，從水土保持角度率先提出了“保安林”概念。1931年，又針對江淮水災問題呈送了《為根治水災致國民政府函》，提出“假使山有茂林，則可消容大部之雨量……造林于水源荒山可以減水災，植樹于沿河可使堤岸鞏固”等防災辦法。

1938年，西遷后的傅煥光，在重慶任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林司林科科長。1940年，改任林業司造林科科長，兼中央林業實驗所簡任技正、農產促進委員會森林勘察團團長。他的首要任務是治理當時極為猖獗的松毛蟲災害，并研究出“刮剝松皮”等十種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1939年8月，率團考察西南原始森林。在三年多時間里，深入崇山峻嶺，足跡遍布云南四川林區，對杉木造林及與油桐兼種方式等進行了詳細調查。

農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

1941年7月，農林部與黃河水利委員會簽訂“西北林墾水利合作實施計劃”。因原定人員未赴任，傅煥光主動請纓，于1942年3月擔任農林部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主任。實驗區于1942年8月揭牌成立，除天水外，他還在平涼、蘭州設立了工作站。實驗區面積130多平方公里，包括沙灘、沙堆、坡地、溪溝等各種地形，先后進行過一些頗有成效的試驗，如保土植物繁殖、坡田保土蓄水、涇流、土壤滲漏、溝沖、枊籬掛淤和荒山造林等試驗。他廣納賢才，帶出了一支水土保持優秀團隊，如葉培忠、吳中倫、吳敬立等。1945年10月，經中國駐聯合國糧農組織（FAO）首席代表鄒秉文推薦，傅煥光赴加拿大魁北克參會，發表了《中國的森林狀況及林業問題》報告。1946年初，經農業部推薦赴美國學習最新水土保持技術，給天水實驗區寄回牧草種子，與曾經考察過天水實驗區的美國水土保持總局副局長羅德民（Lower Milk）結下友誼。

抗戰勝利后，調任中央林業實驗所副所長兼水土保持系主任、全國水土保持專門委員會委員。時任所長韓安是傅煥光的老朋友，1949年1月韓安辭去所長職務后，傅煥光接任所長。1947年1月，他創辦了全國第一個水土保持訓練班，培養了一批專門人才。7月，擔任河南保土防砂造林工作隊隊長，與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外籍專家共同開展黃泛區災情調查與治理工作。

1950年5月，擔任中山陵園管理處處長一年多的傅煥光，調任華東農林部林業總局副局長，局長為“佩劍將軍”張克俠。傅煥光主要負責籌備華東農林部直屬林場、指導山東沂水建設水土保持工程、與治淮相關的大別山區勘察等。1951年3月，他響應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號召，“自笑才疏未樹功，隱入深山伴白云”（傅煥光詩作《自笑》），任大別山林區管理處副處長，成了一位新安徽人，并先后擔任安徽省林業局副科長、造林處副處長、省水土保持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省林業廳林業科學研究室主任、林業科學研究所（位于黃山）副所長等職。在安徽金寨首次發現大片栓皮櫟資源，建議開發利用改變依賴進口的狀況，成為新中國栓皮櫟研究的開拓者。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1958年任九三學社合肥分社第一屆委員會委員。1964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并提交《加強水土保持工作，提高農林牧的生產，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提案。

傅煥光包菊仙夫婦與三個女兒在中山陵音樂臺合影，右上為傅華

1972年11月10日，傅煥光在黃山逝世。改革開放后，在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關心下，1979年1月20日，安徽省在合肥舉行隆重追悼會，馬長炎副省長致悼詞。南京市和中山陵園鑒于傅煥光對中山陵園的重大貢獻，特批傅煥光和夫人包菊仙合葬于中山陵園靈谷塔后山，墓碑由著名書法家蕭嫻題寫。

傅煥光有過兩次婚姻，育有五女，過繼侄傅承暉為嗣子。原配夫人錢慧中病逝于1935年，生育傅文采（9歲早夭）和傅令儀二女。傅令儀是南農校友，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園藝系，曾在張家口農科所從事馬鈴薯研究，曾獲河北省科技一等獎和國家科技三等獎，丈夫黃建中在葡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就。1937年，傅煥光與金陵女子神學院音樂教師包菊仙結婚，生育傅渝（生于重慶）、傅華（生于重慶華安寺）和傅甘（生于甘肅天水）三女。

2020年7月15日，南京農業大學第六屆教代會審議通過了“將江蘇省立第一甲種農業學校納入校史沿革圖”議題，促進了作為南農辦學起源之一的第一農校史料收集整理工作。2022年，南京農業大學迎來120周年校慶，傅煥光正式納入新版校史《南京農業大學人物志》，照片和簡介正式列入校史館館藏。這也是我們校史研究工作者，對這位杰出校友的一種告慰！

羅曼·羅蘭在《貝多芬傳》（傅雷譯本）初版序中寫道：“我稱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強力稱雄的人；而只是靠心靈而偉大的人……在這些神圣的心靈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強烈的慈愛，像激流一般飛涌出來。”穿越傅煥光歷經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時代跌宕起伏的八十年歲月，我們仿佛走近了一個忠于祖國、忠于事業、忠于家庭的明亮心靈。

（本文史料主要參考了《傅煥光傳》《傅煥光文集》《“中國綠化之父”——回憶父親傅煥光》等文獻，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