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京農業大學隆重頒發“馮澤芳獎學金”，首先向所有獲獎者表示熱烈的祝賀！并向馮澤芳院士及其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大會邀請我講講馮澤芳的故事，我感到非常榮幸。當我1982年跨入南農校門時，開始聽說馮澤芳先生，當時并沒有太多的了解，僅僅知道他是棉花教授潘家駒先生的老師。近十年從事農業教育史和南農校史研究，包括馮澤芳在內的南農“大先生”們，如同一本本鮮活的教科書，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增添了我們作為南農人的驕傲！他們扎根中國大地取得的科學成就，奠基了南京農大的世紀輝煌；他們以解決國民“溫飽問題”為己任，創造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們豐富了“誠樸勤仁”校訓，他們踐行了“強農興農”使命。

馮澤芳（1899-1959）

金善寶先生曾說：“人們提起馮澤芳，就會想到棉花；提起棉花，就會想到馮澤芳”。這是對一位農學家的最高評價，“把一個人與一個作物劃上等號”，絕大多數人窮其一生，都不可能獲此殊榮。在南農“大先生”中，能夠與之媲美的，還有植物學家胡先骕、動物學家秉志、小麥遺傳育種學家金善寶、大豆遺傳育種學家馬育華、雜草學家李揚漢等，可謂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

走近馮澤芳，這是一部宏大的敘事。在南農校園網“南農故事”欄目，有《馮澤芳：花開天下暖》專文；在中國當代著名科學家傳記書系中，有《馮澤芳》專集；在南農校史及中國農科院院史中，也有關于馮澤芳的專門介紹。要講好馮澤芳的故事，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時空中去，了解中國人衣著原料演變史，了解中國近現代棉花科技發展史，才能更好地定位馮澤芳先生開創性工作的歷史功績，今天的學子也才能更加明確未來的努力方向。

一、中國人的衣料史：從蠶絲麻布到棉紗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并形成了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中國素以“華夏”自稱，這既有地理層面的含義，也有文化層面的含義。就文化層面而言，很大程度上與服飾有關。《尚書》有言，“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也就是將帽子和衣服之美稱作“華”，將人口眾多的禮儀之邦稱為“夏”。那么，中國古代人衣著的原料主要是什么呢？

諸葛亮《出師表》里有這樣一句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這里的“布衣”，即“庶民”，指平民百姓，或指沒有做官的讀書人，他們穿著用葛或麻纖維為原料織成的衣服。與“布衣”相對的是，富貴人家穿的是綾羅綢緞。我們去除動物皮毛類衣著，可以根據纖維來源，把中國古人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穿著以蠶絲為原料的貴族，一類是穿著以葛麻為原料的平民。那么，中國人什么時候才開始穿棉花纖維原料的衣服呢？

在全球五大天然纖維“棉、麻、毛、絲、竹”中，棉纖維是唯一隨種子生產而來的纖維，具有吸濕性強、透氣性好、保暖適溫、穿著舒適、不產生靜電、防透視等優點，是綠色、低碳、可持續再生的紡織纖維材料。今天，棉花產品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以至于我們往往難以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但棉花產業的歷史，實際上是與近代資本主義歷史緊密關聯在一起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2014年出版了一本影響較大的學術專著《棉花帝國》（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很多從事棉花研究的學者案頭都有這本書。我把該書關于中國棉花的內容摘錄如下：

“棉花并不是中國本地作物，傳統中棉是從印度傳來的。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國人已經知道了棉花，但在以后的1000年里，棉花并沒有傳播到最初引進棉花的西南邊疆以外的地方。14世紀，棉花取代了中國人制衣用的纖維原料苧麻。17世紀，中國的男女老幼幾乎都穿著棉布衣服；北方農民運輸原棉到長江中下游，南方農民將北方原棉及自種原棉生產成紡織品，再賣回到北方。18世紀，中國人口達到4億，棉花產業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到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棉紗制造業在國內市場上占據了主導地位。1937年，中國在棉紗和棉紡織品上再一次自給自足，棉花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產業，上海正在迅速成為遠東的曼徹斯特。”

這段話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歷史脈絡：在漢朝，棉花已經從印度傳到中國；在唐朝，棉花還僅在云南一帶種植；直到元朝，棉花開始取代苧麻；明朝時，中國人已經普遍穿棉布衣服，并形成了南北棉花貿易；民國初期，中國棉花產業達到了高峰。那么，這個棉花產業“高峰”又是如何形成的？

打開洋務運動史和中國近現代農業科技史，我們可以簡要梳理出清末民初的中國棉紡史和植棉史。洋務運動提出了“自強”“求富”口號，積極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促進了包括棉紡業在內的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興起。洋務派重臣張之洞提出：“富國之道，不外農工商三事，而農務尤為中國之根本”。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一批庚子賠款生在美國成立了中國科學社，提出了“科學救國”理想，促進了現代農業科學的引進和現代作物育種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農務學堂向現代大學辦學模式的轉型。

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利用低價傾銷“洋布”，對中國手工紡織業“土布”市場造成了嚴重打擊。1878年，彭汝琮呈貼南洋大臣沈葆楨和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建了上海機器織布局，1890年投入生產，1893年遇大火焚毀。1894年，李鴻章派盛宣懷赴上海規復，改建為華盛紡織總廠，主要目的是“銷分洋商之利”。1894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北調參加甲午海戰，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理兩江。戰敗后，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其中有允許日本人在內地設廠條目。張之洞對這個近乎亡國的條約痛心疾首，他想自己捷足先登創辦棉紡廠，計議在長江口南北的蘇州和通州各辦一廠，蘇州廠由陸潤庠承辦（即蘇綸紗廠），通州廠由張謇承辦（即大生紗廠），兩廠均于1897年出紗。此后，張謇在通州大興墾牧事業，為此后美國陸地棉引進及中美棉花雜交研究建立了基礎。

南京農業大學的三個辦學起源，都是中國較早開展現代棉花育種的機構之一。1914年成立的私立金陵大學農科，開創了中國四年制農業本科教育的先河，也是中國最早從事棉花品種改良的機構之一。1916年，芮思婁（Reisner）擔任金陵大學農林科科長后，邀請美籍教授郭仁鳳（Griffing）來金大指導棉花育種工作，引進了美國脫字棉（Trice），與章之汶等人育成了“金大百萬棉”。1925-1931年，金陵大學與康奈爾大學洛夫（Love）等三位教授合作，開展現代作物育種工作，育成棉花、水稻、小麥等新品種38個，留下了一段中美合作的“南京故事”（The Nanking Story）。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1896年張之洞創辦的儲才學堂最終更名為江蘇省立第一甲種農業學校。1915年后，留學美國獲得棉花育種碩士學位的過探先、孫恩麐先后擔任校長，開始有組織的棉花育種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了棉紗國際貿易，1919年過探先應華商紗廠聯合會之聘，辭去農校校長職務，主持棉花育種事宜，育成“過字棉”等新品種。

在原三江師范學堂農學博物科基礎上，1917年成立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業專修科，1921年更名為國立東南大學農科，1928年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在鄒秉文“農科教結合”辦學思想影響下，開啟了現代大學農業科學教育和現代作物育種實踐，過探先、王善佺、葉元鼎等開設植棉學課程和開展棉花育種工作。

江蘇第一農校棉科1923（右一葉元鼎、右六馮澤芳、右七孫恩麐）

可以說，郭仁鳳、章之汶、過探先、孫恩麐、王善佺、葉元鼎等，是中國近現代棉花育種的先驅，即將隆重登場的便是馮澤芳。

二、馮澤芳的九段線：從義烏南京到安陽

我國近現代棉業的開拓、改良和發展的早期，有一批科學家、實業家為之奮斗終生，并形成了中國棉業界的大小三元。“大三元”是孫恩麐、馮澤芳、胡竟良，“小三元”是俞啟葆、奚元齡、華興鼐。這六位都與南農前身有關，其中五位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他們年齡相差十多歲，出生成長于清末民初，懷著科學救國的理想，在國外學成歸國后，投身棉花學術研究、育種實踐和實業發展，把畢業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的棉花事業，而其中集大成者當數馮澤芳。

今天，我們沿著馮澤芳人生軌跡的九段線：義烏-南京-南通-美國-南京-昆明-重慶-南京-安陽，來尋覓馮澤芳對中國棉花事業和農業教育事業的卓越貢獻，其中義烏是他生命的起點，南京是他事業的起點，安陽則是他生命和事業的終點。

第一站義烏。1899年2月20日，馮澤芳出生于浙江義烏。馮家世代務農，已有八代沒有出過讀書人。1906年，馮澤芳進入新式小學端本學堂學習，1913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學（現為金華中學）。作為農家子弟，他對農民的疾苦有著切身的感受，認識到要幫助農民擺脫貧窮必須依靠科學技術。1918年冬，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杭州招生，其中農業專修科不收學費和膳食費。馮澤芳與同鄉周拾?頂風冒雪，從義烏步行200多里，到杭州參加入學考試，并雙雙被錄取，一時聞名鄉野。

第二站南京。南高師農業專修科在鄒秉文主持下，提倡研究棉作。馮澤芳抱著科學救國宏愿，決心為解決農民吃飯穿衣問題而刻苦鉆研，出色地完成三年學業，并發表農業文章6篇和譯文1篇，成為他農業科學生涯的起點。農業專修科的學長和同學有金善寶、鄒鐘琳、周拾?、胡竟良、楊惟義、王家楫、伍獻文等，后來都成為著名的農學家或生物學家。1921年馮澤芳畢業時，適逢農業專修科升格為國立東南大學農科，原專修科學生可補修本科課程。他采用半工半讀方式，先后兼任國立東南大學助教、江蘇第三農校（淮陰）助教和第一農校助教，1925年獲得本科文憑。期間，他積極開展科學試驗，發表論文7篇和譯文1篇，編著中專教材《中等棉作學》。1924年，他對來自11個省區112個中棉品種進行研究，列成了完整的中棉分類系統表。1925年，他發表的《中棉之孟德爾性初次報告》，首次將孟德爾定律應用于中棉性狀遺傳研究，成為中國亞洲棉研究的先導。1926年，他與畢業于杭州蠶桑專科學校的義烏同鄉孟成玉成婚，此后恩愛一生，并育有兩女一子。

1921年6月，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科畢業（中右六位馮澤芳）

《中等棉作學》

《中棉之孟德爾性初次報告》

第三站南通。1927年，經老師孫恩麐推薦，馮澤芳來到江蘇省立通州棉作試驗場任整理員，后任場長。1929年，試驗場升格為江蘇省立棉作試驗場，馮澤芳任副場長。在總場和南匯、三余分場，他分別做中棉、陸地棉改良和鹽墾區植棉研究，發表了《中棉純系育種方法之研究》兩篇論文。在實踐中，他深感知識不足，向往出國深造，將來能夠提高中國棉花的白度和產量。此時，他的夫人已有孕在身，行前他用狼山公園紫瑯亭為大女兒取名為馮紫瑯。

第四站美國。1930年秋，他辭去副場長職務，考取康奈爾大學研究生，專攻棉花遺傳育種。美洲陸地棉與中國亞洲棉屬于棉屬的兩個不同種，但種間雜交很難成功。馮澤芳以此為題，進行了大量雜交試驗，首次從細胞遺傳學角度解開了中美棉雜交不育之謎，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亞洲棉與美洲棉雜種之遺傳學與細胞學的研究》，于1933年6月獲得博士學位，并獲金鑰匙獎。1934年，曹誠英將該論文翻譯成中文，發表于國立中央大學《農學叢刊》。留學期間，1932年2月，馮澤芳、馬保之、金善寶、盧守耕、管家驥等，在康奈爾大學發起成立了中華作物改良學會，次年學會活動移至國內，并入中華農學會。1961年，經金善寶努力，中國作物學會得以再次成立。

第五站南京。民國初期棉紡工業興起后，曾掀起幾次高潮，并設立棉花專門機構，主要包括：1914年張謇任農商總長時成立棉業處，1919年穆藕初主持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1932年鄒秉文提議成立中央農業實驗所，1933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棉業統制委員會，1934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中央棉產改進所等。1933年8月，馮澤芳學成歸國，經鄒秉文推薦，到南京任棉業統制委員會技術專員。他深入湖北、湖南、浙江棉區考察，掌握棉業實際情況，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礎。1934年4月，馮澤芳任中央棉產改進所副所長兼植棉系主任，同時兼任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在孫恩麐、馮澤芳領導下，棉產改進所聯合中央大學農學院等機構，先后召開了第二、三、四屆全國棉業討論會，孫恩麐、馮澤芳、洛夫、葉元鼎、王善佺、沈其益、周拾?等曾擔任主講。

第六站昆明。1937年11月，南京淪陷前，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及中央農業科研機構西遷重慶。1938年1月，中央棉產改進所并入中央農業實驗所，馮澤芳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兼植棉系主任，主管棉花試驗。中農所以西南各省為根據地，在五省設立了工作站，馮澤芳、朱鳳美、趙連芳、馬保之分別擔任云南、貴州、四川、廣西工作站主任，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開展棉花等作物研究推廣工作。在此期間，馮澤芳在云南做木棉研究2年，在陜西做斯字棉推廣1年。他認為木棉與海島棉、埃及棉同種，纖維長，可紡42支以上，建議研究推廣。于是，云南省成立了木棉推廣委員會，馮澤芳任專家委員，促進了木棉的大面積推廣應用。據估計，推廣木棉所得的年產值，比當時國民政府支付的全年農林經費還多出三分之一。

1940年1月，在云南婆兮綿場（左一為馮澤芳）

第七站重慶。1942年8月，經沈其益推薦，馮澤芳回到母校擔任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成為第一位由本校畢業生擔任的農學院院長。在重慶沙坪壩期間，馮澤芳除主持農學院工作外，還講授棉作學、農學概論等課程。他十分注重田間試驗，每學期都親自帶領學生到農場實習，手把手地示范。他經常為大學生作演講，其中《大學農科生治學之精神和方法》，充分體現了他作為農業教育家的核心思想，今天仍有指導意義。他認為，大學農科生的學習既不同于中小學階段，也不同于文科等其他學科，農科生要有自動的精神、實驗的精神和創造的精神，應有的治學方法是讀書、實驗、實習和研究。大學農業教育的目標是：要有科學精神，能運用科學的方法，作科學的研究，利用個人的思想及知識，解決農業問題，貢獻給國家民族，以致全人類，也就是“作能夠造福全體大眾的工作”。他在為農學院研究生所做的《如何做研究生》演講中，強調研究生具備的精神有兩條：一是獨立精神，要不依賴老師，獨立研究；二是創造精神，不只是因襲，要能有創見。

1942年8月，馮澤芳回到母校擔任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在重慶沙坪壩期間，馮澤芳除主持農學院工作外，還講授棉作學、農學概論等課程。

第八站南京。抗戰結束后，1946年國立中央大學復員南京，馮澤芳是以吳有訓校長為首的返寧接收南京中央大學的三委員之一，后來長期工作于中央大學農學院、南京大學農學院和南京農學院。1947年2月至1949年3月，他擔任農林部棉產改進處副處長，先后兼任北平分處主任、生產組主任（南京）。1949年春，他曾短暫滯留杭州，當接觸到中共派到南京聯絡科技界的老朋友沈其益時，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毅然決定在南京迎接解放。他治學嚴謹、關愛學生，鼓勵青年學子多做實際工作，并在實踐中總結提高，培養的研究生有黃滋康、潘家駒、鐘一琴、馬家璋、鮑惟釗等。他慧眼識才、舉賢若渴，很多畢業生是經他推薦走上工作崗位的，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仁、棉業界小三元俞啟葆與奚元齡、開展羅布泊科學考察的彭加木、中國農科院棉花研究所第五任所長汪若海等。1957年，“北大荒七君子”在臨行前的畢業歡送會上，馮澤芳特地走到他們面前，鼓勵他們投身祖國的農墾事業。同時，他還鼓勵自己的子女到邊疆工作。他的大女兒馮紫瑯，出生于1931年，和女婿梁甲農1954年北京農業大學畢業后，響應國家號召到北大荒友誼農場從事農業科研工作。小女兒馮紫云，1939年出生于云南，1956年去新疆八一農學院畜牧系學習，畢業后長期工作于新疆，直到1981年因照顧年邁獨居的母親才調回南京農學院。他的兒子馮一民，1934年出生，他根據孫中山名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給兒子取名為“一民”，就是做一個老百姓的意思，后來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南京農學院金善寶、馮澤芳同時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據統計，1955年首批學部委員共233位，其中南農校友有20位，占8.6%，這從側面反映了中央大學農學院和金陵大學農學院的人才培養成就。

1955年，南京農學院金善寶、馮澤芳同時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

第九站安陽。1950年前，馮澤芳經過20多年的研究，將中國棉區劃分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內陸和華南五大棉區，一直沿用至今。1955年11月，馮澤芳在北京參加了農業部召開的全國農業科學研究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制訂了1956-1967年十二年的農業科研規劃，會上他積極建議成立全國棉花研究所。1957年3月，中國農業科學院宣告成立，6月4日決定籌建棉花研究所，由馮澤芳、陳仁、胡竟良、彭壽邦組成籌備組，馮澤芳為召集人。經過比對考察，決定將棉花所建在棉產區中心的河南省安陽市。8月27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式批準成立中國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任命馮澤芳為所長。這是他第三次執掌全國棉花改良工作，他滿懷熱情地投入棉花所建設和棉花科研工作。棉花所地處安陽市東14公里的白壁鄉大寒集，條件非常艱苦，簡易磚瓦平房蓋好后，他就將夫人接到安陽落戶。1958年9月，他又在棉花所成立了安陽棉花學院，這是我國唯一的一所棉花專業的高等農業院校。1959年9月22日，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極左思潮的壓力下，60歲的馮澤芳在棉花所寓所不幸離世，被迫離開了他所愛的親人、同事、學生，離開了他為之奮斗一生的棉花事業。而此時，正是他棉花事業的巔峰，但壯志難酬。

1980年1月9日，中國農業科學院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馮澤芳追悼會，全國幾百家機構參加了吊唁活動。金善寶院長致悼詞，對馮澤芳一生作了高度評價，悼詞中寫道：“馮澤芳先生之死，對我國棉花科技界是一大損失，如果他還能活到今天，這二十年的時間，憑他的學識將會對我國棉花科技工作作出更多貢獻！”

追悼會前，他的家人到安陽尋找先生遺骨，但眼前一片茫茫棉田，墳墓早已無影無蹤，沒有人記得他當時被草草地埋葬于棉田何處？馮澤芳先生的遺體，已經永遠溶化在他畢生耕耘的棉花地里。“棉田就是他的墓地，棉花就是他的墓志銘！”追悼會后，孟成玉帶領全家拍了一張全家福，大女兒捧著馮澤芳的骨灰盒，里面放著“馮澤芳先生棉花論文選集”；小女兒捧著馮澤芳的遺照，這是馮家唯一的一張三代人全家福，也是馮澤芳一家以一種“特別方式”的大團聚。

同學們，馮澤芳先生曾說：“我一生最愛的，一是棉花，二是青年。斯字棉、德字棉和木棉是我的三個孩子，木棉是我新生的小女孩子，我愛木棉同我愛我的小女兒一樣。”馮澤芳的一生，是為祖國棉花事業奮斗的一生，他為祖國棉花事業獻身，萬古長青，他為祖國棉花事業創造的光輝業績，將為后人永遠銘記。

“大哉一誠天下動，誠樸雄偉見學風”。南京農業大學120多年的發展史，是一部前輩墾荒拓宇、后輩不懈求索的歷史，是一部扎根中國、放眼世界的歷史，是一部心系蒼生、弦歌不輟的歷史。黨的二十大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

今天，我們隆重頒發“馮澤芳獎學金”，既是對這位杰出的農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現代棉作科學主要奠基人之一馮澤芳先生更好的緬懷；也是為了對包括馮澤芳先生在內的南農“大先生”們，治學嚴謹、誨人不倦、不畏艱難、矢志報國的精神更好的傳承。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