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誠報國的南農先賢

1950 年 9 月，航行在太平洋的“克利夫蘭總統號” 上， 有一批懷抱報國理想的科學家，南京農學院小麥育種專家吳兆蘇、植物病理學家魏景超、 昆蟲學家尤子平就在其中。新中國成立后，一批身在海外的南農先賢放棄優厚待遇，沖破各種阻力，重返祖國懷抱，為新中國高等農業教育事業建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信守承諾的大先生

1979 年，歷經磨難的盛彤笙先生從蘭州調回南京，任職于江蘇省農科院。 同年，南京農學院從揚州回到衛崗復校。 學校領導專程拜訪盛先生， 并邀其回母校任職。 盛先生表示，雖然很愿意回母校工作，但能從蘭州調回南京，全靠農科院何正禮先生的熱情幫助，不能有負這份危難之時接納自己的珍貴情誼。

敬業竭誠的畜牧技師

“他和三個技工一路風塵仆仆， 皮膚黝黑，衣衫襤褸。 而他們身后，澳洲老馬背著美國火雞，英國約克夏豬扛著北京肥鴨，荷蘭牛馱著長毛兔……”他，就是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技師王酉亭， 從 1937 年 12 月9 日的南京保衛戰中突圍， 守護著 238 頭珍貴動物，從炮火連天的戰場中穿越，一路風霜雨雪，破除萬難，跋涉四千多里終于抵達重慶沙坪壩，完成抗戰中的“動物長征”。

挑燈數“花”的金善寶

金善寶先生的《實用小麥論》中這樣記載，“在大勝關農場觀察者，八種小麥所有開之花，共計 1349 朵。 平均開花最盛者，為 12點至下午 6 點……而下午 8 點至上午 4 點，雖全為黑暗時期，亦占總數的 13.6%”。 他的學生周可涌說：“為了驗證小麥是否只在白天開花，金老師提著馬燈到麥田里，通夜觀察，終于看到了小麥在夜里也會開花。 ”

校車上的老院長

80 年代初，70 多歲的南京農學院院長樊慶笙每天早上 7 點從丁家橋家中出發，乘坐學校交通車上下班。學校說可以安排專車接送，他堅決不要。 他說：“坐大巴可以接觸更多教職工，了解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據金陵大學校友周湘泉教授回憶，“南農衛崗復校 20 多年來， 樊老師每天上下班都和普通職工一樣， 在候車地點排隊乘坐學校交通車。 ”

手搓有機肥的土壤院士

1989 年底， 年輕的沈其榮博士拿到了人生第一個有經費的科研項目———雞糞資源化利用和商品有機肥研究。但當時一臺小型有機肥造粒機要 3000 多元， 為了節省經費，他一咬牙，用 3 天時間，手搓了 600 多公斤雞糞顆粒有機肥。 如今，他依然堅守著三十年前的初心，扎根中國大地，致力于農田土壤健康。

“80 后”的大豆院士

初秋， 距離南京 60 公里的安徽當涂縣，87 歲的蓋鈞鎰院士走進綠油油的大豆田，挽起褲腿、撥動枝葉、查看長勢。 1980 年蓋院士赴美留學時發現，作為大豆原產國的中國平均產量卻不足美國的 1/3， 當時的這股不服氣，讓自己和直徑不到 1 厘米的豆子較上了一輩子的勁兒。 從業 60 多年，已 87 歲高齡的蓋院士仍堅持每天 8 點半到實驗室投入工作。

甘坐“冷板凳”的水稻院士

“我從 1991 年開始研究 ‘水稻秈粳雜種優勢利用’難題，這成了團隊延續 30 年的科研夢想。 ”在萬建民院士的帶領下，團隊接連攻克水稻領域科研難題，而幾乎每一項重大成果的突破都要耗費 10 年之久。 其間可想過失敗？ 他說：“不可能不走彎路，但有曲折才證明有價值，有困難才值得去挑戰！ ”

走遍全國梨產區的梨院士

1999 年，留學歸國的張紹鈴來到南京農業大學。 當時學校沒有人研究梨，也找不到采樣點和試驗地，他自掏腰包引進 200 多個梨種，建成 10 畝種質資源圃。 沒有團隊，沒錢雇人，他就帶上學生親自下地。 二十多年來，他走遍全國梨產區，培訓技術人員和梨農 2 萬余人次，將科研成果留在了果農的田間地頭。

棉暖天下的馮澤芳

20 世紀初， 中國紡織工業勃興，小農經濟無法供給足夠棉花，為了讓中國人都能穿上中國棉，馮澤芳傾其一生致力于棉花事業。 “我一生最愛的，一是棉花，二是青年”，他踏遍祖國大地，開拓棉花產業，培養棉業人才。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提起馮澤芳，就會想到棉花，提起棉花，就會想到馮澤芳。

仁愛無私的老校長

1944 年，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赴美講學考察，次年回國時，他的一大箱行李中卻沒有多少個人用品，也沒有為子女帶回一支鉛筆、一塊手帕，而是用節省的生活費買了兩大箱維生素片。 他發動全家人，用六七寸見方的紙片，將維生素片分裝成一個個小包，送給營養匱乏的師生。

危難時期的金大守護者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華日軍肆意實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留守南京的金陵大學教授陳嶸與貝德士等美籍教師，在金陵大學建立“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 面對兇殘的敵人，陳嶸不顧個人安危，多方奔走，召集美籍教師一同前往日本大使館交涉，保護了 3 萬多名知識分子和難民免遭污辱屠戮。